林祐緯（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教育推廣專案經理）／整理撰寫
在同志與性別運動的討論場域中，「男性性工作者」常被視而不見。這場由《妓男日記》作者 AKIRA THE HUSTLER、譯者黃昱翔與台灣性產業勞動者權益推動協會（簡稱性勞推）創會理事長阿空共同參與的座談，將從他們的個人經驗出發，揭開男性性工作者在社會與倡議運動中的真實面貌。
AKIRA THE HUSTLER：從藝文工作到性工作
AKIRA 是《妓男日記》的作者，也是日本早期關注性與生殖健康議題的倡議者。他在京都藝術大學就學時，因接觸到公開出櫃的男同志，同時也是HIV感染者的藝術家而受到啟發。這名藝術家曾在 1991 年邀請各界透過藝術面對 HIV 議題，讓年輕的 AKIRA 首次意識到「性」與「社會運動」間的連結。
然而，當時日本對 HIV 與性少數的理解幾乎停留在恐懼與沈默。為了在前輩過世後延續他的倡議精神，同時緩解自身的經濟壓力，AKIRA 在 1996 年投身成為一名性工作者。他感嘆，社會總把性工作與死亡、悲慘連結在一起，但實際經驗遠比那些複雜，也蘊含著與他人間的相互尊重與陪伴。
阿空：從音樂研究到性勞權倡議
阿空在攻讀音樂研究所時開始成為一名性工作者，他笑說：「性交易其實和教音樂很像，都是在小房間裡領鐘點費，只是少了透明玻璃。」
起初，他只是因為受到稱讚與金錢誘因才踏入性工作領域，但在工作過程中他逐漸意識到，同志身分與性健康存在著複雜的交織關係。他指出，男性性工作者時常被要求「必須勃起與射精」，這不僅會對身心造成壓力，也會帶來健康上的風險，例如長期服用壯陽藥而導致前列腺肥大。近年來，阿空則以「手天使」義工身分服務，陪伴身障者探索其自身的性與情感。
在灰色地帶中工作的污名
AKIRA 提到，在自己從業的七年中，最深的創傷其實來自於心理陰影。「網路上有人造謠我帶病工作，甚至說我刻意傳播 HIV，這些指控讓我花了十多年修復自我。」他認為，社會傾向把性工作者標籤化，卻忽視他們同樣在經歷人際信任與自我價值的掙扎。
阿空則反思，「人們害怕 HIV，其實是基於恐懼，而那份恐懼更是基於錯誤認知。」他舉例，B型肝炎也可能透過不安全性行為與血液傳播，但它並不會被視為性病。然而，HIV 感染者卻時常因為媒體渲染與大眾的誤解而被貼上「不檢點」的標籤，這樣的現象更加凸顯了社會的雙重標準。
同志運動與性工作權間的張力
阿空坦言，「近期妓權與同志運動很少有交集。」性交易長期被視為「不可談論」的議題，即使在同志運動內部，也常被視為會模糊婚姻平權訴求的話題。
AKIRA 則回顧了 1998 年與女性性工作者一同赴洛杉磯參加國際性工作者大會的經驗，當時甚至有女性主義團體要求在場男性離場。「我能理解他們想討論女性被壓迫的社會困境，但我也希望，有一天男性性工作者也能在這個議題上被視為平等的倡議者。」
如今，隨著 OnlyFans 與網黃的興起，男性性工作者的能見度逐漸提升。AKIRA 說：「出櫃的性工作者越來越多，我希望這樣的浪潮能進一步推動社會的對話。」
用書本紀錄故事
譯者黃昱翔則分享，他在翻譯《妓男日記》時最受觸動的是作者的「真誠」，這本書是一種對生活的真實記錄。他認為，性工作與慰安婦議題的比較，不在於立場對錯，而是對「權力結構」與「身體經驗」的反思。
AKIRA 補充說，書出版後開始有越來越多工作者願意勇敢說出自己的故事，但也有讀者提出了自己的觀點，他認為在性工作的議題中，「我們不必剷除分類，只需改變看待分類的方式」。
壓迫與自願之間
當被問及性工作是否總是會落入「壓迫或享樂」的二元想像時，阿空回應：「關鍵仍在於我們能否看見不同工作者的主體經驗。」而 AKIRA 則是以他現今從事的長照工作作結：「長照與性工作其實都需要具備共感與理解身體的能力，從這些互動中，我學到的不是慾望，而是人。」
結語
這場對談不僅揭露了男性性工作者被忽略的事實，也讓人重新思考「性工作」與「倡議」之間的距離。性工作者既是勞動者，也是情感與身體經驗的實踐者，在討論時或許不應只以道德的面向批判，而是要進一步正視工作者的真實經驗，這樣才會有更全面的思考。正如 AKIRA 所說：「性工作不只是關於身體與慾望，而是關於被看見、被理解的生命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