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活動：同婚過了，接下來呢？台灣同志的過去、現在與未來｜TGEEA 性平星期六活動側記
- 時間：2022 年 12 月 3 日（六） 14:30-16:30
- 地點：瑯嬛書屋（桃園市中壢區榮民路 165 巷 6 號）
- 講師：喀飛（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顧問）、姚惠耀（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博士生、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教育推廣專員、性產業勞動者權益推動協會常務理事）
林祐緯／整理撰寫
這次的TGEEA性平星期六，舉辦在一間長期關注性別議題並擁有相關特色藏書的獨立書店——位於桃園中壢的「瑯嬛書屋」。而本次演講的主講者為TGEEA的教育推廣專員、台大歷史系博士生惠耀與同志諮詢熱線的顧問喀飛。講座的進行方式是由惠耀帶領大家認識近代台灣的同志歷史，喀飛則從投入同志運動30多年的角度出發，分享他的經驗。
以真實故事，編織成歷史
本次的講座，並不是近代台灣同志史的學術討論，而是以「生活」作為出發點，將一個個過去所發生的故事或事件，當成一塊塊拼圖，拼湊成為獨特的台灣同志史。這些故事除了展現出同志獨有的特殊處境及歷史脈絡外，更能看出同志在台灣社會中地位的演進。
以經驗譜成名為「同志」的樂章
若要討論同志史，首先要能理解同志。因此惠耀一開始就舉出了幾個現代同志常會被問到的問題：
「你是什麼時候『變成』同性戀的？」
「你是什麼時候『知道』自己是同性戀的？」
「你是什麼時候『感覺』到自己喜歡同性的？」
「你是什麼時候『被指認』為同性戀的？」
「你是什麼時候『說出』自己是同性戀的？」
這些問題的背後，隱藏著各種議題。
什麼時候「變成」同性戀？對同志來說，是一個滿冒犯的問題，因為同志從來沒有「選擇」要喜歡同性，更沒有選擇要成為這個社會的被霸凌者；什麼時候「知道」與「感覺」自己是同性戀？對同志來可能是沒有意義的提問，因為自我覺察與認同的時間點因人而異，有的人從小就知道，有的人則年紀較大時才有察覺，因此重點為這個社會缺乏著多元化的觀點，導致同志群體無法更早認知到自我；至於「被指認」與「說出」自己為同志，則為願意承擔來自社會惡意的決定，因此導致許多同志不敢出櫃。
惠耀以自身經驗為例，他小時候就從二十四孝的故事中「感覺」到自己被同性所吸引，但他並沒有因此就將自己定義為「同性戀」。這可能是對於「同性戀」一詞的不熟悉，也可能是尚未對情感或慾望有較為完整的理解。到了大學後，他才對「同性戀」身分有所認同，但他同時也指出，「自我認同」並非所有人都可以做得到，因為社會大眾的思想與輿論，仍多以負面的角度看待同志群體。因此，對於某些同性戀來說，認同自我可能是很困難的，因而也就不會想被他人「指認」為同志群體的一份子。
喀飛則回應道，在他年輕時，並沒有同性戀的觀念，也沒有人告訴他身為同志是件羞恥的事，但他卻在青少年時期就對於自我認同感到迷茫，認為自己身為同志是件很羞恥的事，因而不能被其他人發現，否則就會失去朋友或被他人討厭。從喀飛的生命經驗就可以發現，同性戀的概念在過去對於大眾而言，是一個非常陌生的詞彙或概念；許多人也因為對於同志的不了解，而產生了許多偏見。
同性愛與病？
惠耀指出，最早在希臘羅馬時期，就有關於同性戀的歷史紀錄，但其概念與現今的同性戀概念不盡相同。當時的同性戀概念僅限於男性之間，且只有階層高者才能對階層低者實行侵入式的行為。現代的同性戀概念，則為19世紀中葉才開始出現。至於在台灣，最早在日治時期有所謂的「同性愛」，國民政府後改稱為「同性戀」。
然而日治時期的台灣，即便有「同性愛」概念，也不代表社會接納了同性之間的愛，更不用說尊重、包容與友善了。惠耀舉1937-1938年間發行的兩本雜誌為例，其中將同性愛視為一種「病氣」；一名於日治時期具有相當名氣的精神科醫生「中村讓」於1927年發表的文章中，也提及了所謂的「色情」，包含了虐待癖、受虐癖、戀物癖、暴露癖以及「同性愛」。也有民眾投書到報社，詢問發覺到自己喜歡同性，「是否為心理變態、該如何治療？」報社則回應「應以理智去克服這方面的情感，並且去改變自己」。
除了報章雜誌外，個人日記也是近代史學者考究的範疇。在白色恐怖受難者葉盛吉醫師於1941年撰寫的日記中，記載了校園中的同性愛。葉盛吉醫師觀察到，同性愛當時在校園中非常盛行，不過他卻認為這樣的風氣不該被宣揚。
由上述於日治時期對於同性戀的描述中可以發現，當時的醫學觀點將同志視為一種疾病，而整體社會對於同志的態度也甚為負面。
多數的無知，少數的孤獨
喀飛回應道，同志史的史料真的相當罕見，因為在過去，同性戀的概念本就不為人知。舉例而言，由喀飛參與編寫、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於2020年出版的《阿媽的女朋友》書中，就有受訪者表示，以前的人沒有同性戀的概念，所以當時的女同志可能會依照其衣著，被稱作「穿褲的」。又如以「羅漢腳」指稱男同志，隱含認為他們不男不女的意思。
因此，對於現今老一輩的同志而言，多數人並沒有所謂的「自我認同歷程」，而僅停留在情感與慾望的階段。他們並不會將自己定義為「同性戀」，而只是認知到自己對同性的情感與慾望，與一般人有所不同。「同性戀」既未能成為一種身份認同，更不可能與婚姻、家庭的概念產生連結。因此，《阿媽的女朋友》書中有些受訪者，在社會壓力與對方家人的請託下，反而會勸自己的女朋友去跟異性結婚。
對於同性戀概念的不了解或歧視，喀飛認為可能是源自於「看不見」，因為在過去的年代，多以廣播、報紙等傳統傳播媒體為主，但其中卻很少聽過同志，因此同志對於社會大眾或同志本身而言，都是很陌生的概念。這也導致了同志時常會感到孤單，因為他不知道為什麼自己會與眾不同。而這種對於自己性向的認知，通常是到了青春期後，有了情感與慾望的衝動後才會意識到。但這種格格不入的情形，將導致孤獨感更加強烈。
在大眾不理解與同志孤單迷茫的情況下，促成了同志諮詢熱線的成立。成立初期會接到許多諮詢，其中最特別的是來電者要求做個測驗，以檢視自己是否為同性戀。然而喀飛認為，這些人根本不需要這種測驗，因為會有這種要求的人，一定是在生活中遇到了什麼困難或事件，導致對自己的性向有所覺察，但卻因為社會的氛圍而不想被歸類為同志群體。
民眾心中的同志形象
從大眾傳播媒體中，也能觀察到整體社會對於同志的不理解。報紙作為早期最重要的傳播媒體之一，其所展現的價值，除了反映當時的社會風氣外，亦可能左右社會對於某些議題的想法。在過去，報紙對於同志的報導，多偏向負面，例如描繪同志的心中（註：日文之殉情）事件。有趣的是，惠耀指出，同是殉情的情況，男同志的殉情多被描述為暴力事件，而女同志殉情則往往被描寫為因為同情對方的處境，而決定共同赴死。
惠耀也在1958年的《聯合報》中發現了一篇特別的報導。兩名女性詢問台北地方法院，他們是否可以結婚。法院則回應，婚姻僅限一男一女，建議他們放棄這段感情。這也是目前能找到的、台灣最早關於同性登記結婚的討論。另一方面，1932年的《台灣警察時報》中，卻有刊登描述在新公園（228公園），由警方釣魚成功的散文；而《聯合報》在1959年亦有民眾投稿，希望在該公園中廣設路燈，否則會有同志群體聚集，導致治安敗壞。由此就可以看出，當時社會整體的氛圍，對同志群體仍不甚友善。
偏見造就躲藏
上述關於釣魚或廣設路燈的案例，雖是以負面的方式呈現，但它同時也帶出了同志空間的議題。喀飛認為，對自己缺乏認同感，或懼怕社會眼光等原因，直接造成了同志不敢出櫃。而這也間接地使大眾無法看見這個群體，而只看到負面的社會案件報導。進一步導致同志間缺少相互認識的管道，而促成了像228公園這類同志空間的產生。
喀飛提到，過去曾有早上是咖啡廳，晚上則變成同志酒吧的秘密酒吧，以讓同志群體卸下日常生活中的面具。但這種同志酒吧也怕被他人誤入，因此就只能以口耳相傳，或在門口貼上「會員制」的方式避免。然而1992年卻發生了台視記者偷拍同志酒吧的事件，使得同志酒吧被公之於眾，而隨之而來的各種惡意臨檢，導致同志空間慢慢地衰退。喀飛對此就感歎道，「我只是想做自己，但卻一直受到騷擾」的同志空間處境。
團結才能對抗歧視
1990年代後，台灣開始有成群結隊的同志團體或運動，包括了獨立書店、酒吧，以及我們之間與同志熱線等團體之成立。喀飛認為，同志運動的興起與台灣民主運動息息相關，其中就經歷了美麗島事件、黨外運動、民進黨成立與解嚴。同志運動之所以能夠如此多元發展，而到如今有30年之基礎，即是基於台灣之民主運動。他更進一步認為，「一群人才有能力去抵抗歧視」。
至於婦女運動與同志運動之關聯，惠耀認為是當時女性在爭取夜行權，而同志則同時在爭取日行權，而產生之關聯性。喀飛則認為，同志運動受到很多女性主義的影響，因為女同志是具有女性與同志的交織性身分，因此藉由受過女性主義洗禮後的女同志參與到同志運動時，兩者間就產生了不可分離的關係。
政治與人權間的糾葛
最後喀飛提醒到，我們應特別注意反同團體的政治目的為何。即便經歷了釋字748、2018反同婚與同志教育公投，以及釋字748施行法的各種攻防，反同團體仍持續活躍。因此應去思考者為反同人士掌握了政治實權後，整體社會對於性別而言會有什麼樣的影響？以美國為例，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法官的更替，導致了對婦女墮胎權的縮減，因此台灣更應以此為戒。即便現今已有相關權利之保障，但不代表將永不改變，因此同志運動與政治間之關聯與進展，應時刻保持注意與謹惕。
Q&A
有參與者詢問喀飛，當初是如何說服《阿媽的女朋友》中的受訪者接受訪談的？喀飛回應道，其實非常困難，因為過去那種害怕被歧視的氛圍，至今對於老年同志而言還是非常地強烈。因此即便受訪者是圈子內具有相當名氣的人，仍要求再次於書中化名，顯見其仍對於出櫃這件事非常懼怕。訪談者與受訪者間，也必須有非常強烈的信任關係，才有可能成功完成採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