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如何想像人工流產？
「講到『人工流產』時，你會想到什麼？」活動一開始，講者郭姵妤先邀請大家在心裡回答這個問題，隨後邀請觀眾思考，語言如何形塑我們對於人工流產的想像與感受。例如「人工流產」與「墮胎」兩個詞彙表面上描述同樣的過程，但「墮胎」更容易讓人聯想到已經成形的胎兒，帶有更強烈的道德與情緒意味；而「人工流產」則是相對於自然流產的說法。也就是說，從使用的語言開始，就已經顯示出這個議題從來不只是單純的醫療問題，而是夾雜著文化、價值、性別與權力的複雜討論。
充斥著羞辱與恐嚇的社會想像
姵妤接著分享，台灣社會對人工流產的想像，經常充滿羞辱與恐嚇。無論是網路論壇上「胎兒的命不是命嗎？」、「這麼多女生願意讓男生無套進入」等責難，或把女性身體物化成「二手屋」、「凶宅」的說法，都反映出女性往往被要求獨自承擔避孕、懷孕與流產的責任與風險。
其中，影視作品更是強化了這種恐懼，例如《紅衣小女孩2》的編劇曾表示不想將其拍成「反墮胎衛教片」，但最終的情節發展仍將人工流產與嬰靈綁在一起，在敘事上喚起女性對於身體自主的恐懼與罪咎感，使女性的選擇受限於「實際上並不存在的嬰靈」。
那些說不出口的情緒
面對這些負面想像，姵妤也邀請大家回看內心的聲音：聽到人工流產時，浮現的會是悲傷、抗拒、恐懼、羞愧、傷痛、懊悔，還是平靜、安心、決心的情緒呢？他強調，這些複雜的感受本來就可能同時存在。因此，人工流產的經驗更需要被說出來，而不是被單一的道德敘事綁架，更不應由女性孤獨地面對。
從自己的經驗出發：為什麼人工流產如此難以言說？
姵妤也分享了自己的經驗。2016 年，他曾經歷人工流產。發現懷孕後，伴侶表示無論他做出什麼選擇，都會給予支持，不論是決定生下孩子或步入婚姻，都願意陪伴他一起面對。不過，姵妤很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麼，也做出了決定。後來就醫時，姵妤遇到的婦產科醫師也並未對他的選擇給予負面評價，而是以同理的態度提供醫療協助，並主動給予相關的避孕建議。
姵妤表示，因為自己當時已有一定的性別意識，因此當下的情緒更多是「決心」，以及對自己避孕不夠周全的懊悔。姵妤後來反而更想追問自己：為什麼明明已經協助出版了許多女性議題的書，卻仍不願公開談論這件事？如果連有支持系統、有同溫層的人都難以啟齒，那其他人又該怎麼辦？這個疑問，成了他出版人工流產書籍的重要起點。
從翻譯到出版：讓生命經驗被看見
他先談到 2022 年出版的翻譯著作《紅線：我的性紀錄》。這本書除了書寫戀愛、性與身體經驗外，作者洪承喜也誠實寫下他的人工流產經驗。特別的是，在韓國人工流產仍違法的年代，作者便公開自身經歷。書中寫到「人工流產明明是兩個人的事，最後卻往往只剩女性獨自承擔身體不適、經濟負擔與情感壓力，甚至還可能遭伴侶與其家庭威脅、羞辱」。因此，這本書出版後，收到許多韓國女性來信，感謝作者終於把那些無法說出口的經驗寫了出來。
之後，姵妤又接觸到《她們的選擇：關於人工流產，作家們想說》（Choice Words: Writers on Abortion）這本書。編者因為找不到一本真正關於人工流產經驗的書，因此決心花了 20 多年蒐集 16 世紀以來各國的文學與書寫作品，包括詩、小說、劇本、回憶錄、日記與網路貼文等，試圖讓人工流產不再只侷限於法律、醫療或道德的爭論，而是回到女性的經驗本身。這也讓姵妤進一步思考到：那台灣人的故事在哪裡？
說出台灣人的故事
於是，便有了後來的《以為無人傾聽的她們：台灣首部人工流產文集》。出版社和本書主編吳曉樂，原本只是想在翻譯出版時附上一點台灣經驗，後來卻越談越深，最終擴展成一本結合文學、訪談、法律、歷史與醫學的書。團隊發出問卷後，短短兩天就收到了 245 則回覆，而且許多人都在非必填欄位裡分享了誠摯豐厚的故事，顯示這些經驗其實一直存在，只是缺少被傾聽與討論的空間。
讓「不可說」重新進入公共討論
這場活動讓人看見，人工流產之所以難以言說，不只是因為它與身體有關，更因為它總被社會以羞辱、恐嚇或道德化的方式圍剿。而書寫這些「不可說」的身體經驗，正是一種社會行動，即把被壓抑的經驗重新帶回公共空間，讓更多人知道，這些故事一直都在，只是太少被聽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