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靜華（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實習生）／撰寫
網路上有這麼一則短影音：拍攝者訪問街上男性：「如果要和女性摔角選手比腕力，你覺得誰會贏？」儘管受訪男性身形百態，但每一位都堅信自己不會輸給女生。結果真正坐上比賽桌後，他們卻一一敗下陣來。
這個看似荒謬的橋段，卻也側面點出兩個貫穿整場演講的議題：在比賽開始以前，這些男性如何看待女性，又如何理解身為男性的自己？當比賽結果推翻了原有想像，這場失敗又會怎麼改變他們對自己的認識？
這次講座我們邀請到世新大學性別研究所的李佩雯教授，他結合多年的教學與研究經驗，帶領現場觀眾一起思考：我們今日所熟悉的男性，究竟是如何成為現在這個樣子？
從溝通出發：性別如何在關係中產生意義
李佩雯首先介紹自己的學術背景。相較於許多從社會學進入性別研究的學者，他原先受的是傳播學訓練，專長是口語傳播。這門學科在臺灣已有三、四十年的歷史，卻仍不常被理解，甚至容易被誤以為只是「耍嘴皮子」。然而在美國，從小學的表達訓練到大學一年級常見的演講課程，都反映出社會對口語表達的重視。能否把一件事清楚說出來，也往往顯示一個人對事情是否充分理解。
他後來轉入性別研究領域任教，近年的研究也延伸至人工智慧與親密關係，關注人與AI互動之中仍然存在的性別與權力問題。無論研究對象如何變化，他始終從同一個起點思考：所有關係都由溝通與互動逐步累積，並在過程中產生意義。以今天的講座為例，即使他與觀眾原先素未謀面，但經由開場的介紹、說明與回應，彼此也已建立起某種關係；而一段溝通所形成的意義，可能獲得認同，也可能引發歧見。
從這個角度來看，性別不是一組個人與生俱來的特質，而是在家庭、學校、同儕與伴侶的互動中，被不斷確認、協商與修改的關係腳本。
男性是特權者，也可能是性別秩序的受限者
為了說明男性的情感處境，李佩雯首先推薦了《這沒什麼好說的》與《男性廢退》兩本書。前者討論社會賦予男性的種種期待，如何使他們難以坦白自己正在受苦；後者則透過資料與研究，提醒人們注意男性處境長期受到忽略的面向。李佩雯也坦言，《男性廢退》的部分論述仍有待商榷，但它確實提出了一個重要問題：當性別議題日益受到重視，男性有時會被概括為「擁有特權、沒什麼好討論」的群體，這是否使我們忽略了父權體制同樣限制男性，只是限制的方式與後果並不相同？
這並不是要否認男性整體上享有的結構優勢，但李佩雯認為不應該把所有男性視為處境一致的群體。以美國非裔男性為例，種族歧視與歷史條件使他們長期較難取得教育及社會資源，因此部分大學另設針對非裔男性的課業支持方案。現場隨即有人追問：那麼非裔女性的處境呢？這個提問也再次顯示，性別不能脫離種族、階級與其他權力關係單獨理解。
李佩雯提及性別主流化應關注教育現場中的差異，性平論述也不能完全排除生理發展的討論。例如部分研究或書籍主張，在某些年齡階段，男孩較難適應長時間坐在教室裡的學習型態。不過在後續問答中，李佩雯也特別補充，生理差異並沒有一般人想像得那麼大，溝通與情感表達更不是無法改變的天性，而是可以透過教育與練習逐步培養的能力。
要工作還要顧家？新舊腳本交疊下的拉扯
談到男性參與家務的問題，李佩雯請現場觀眾舉手，詢問有多少人認為自己的家庭分工是成功的？結果現場只有一、兩人舉手。性別平等教育已推動多年，許多人也具備一定程度的性平意識，為什麼落實到生活仍如此困難？
有觀眾認為，男性通常薪資較高，加上社會長期將「細心」與「適合做家事」視為女性特質，家庭分工很容易重新滑回傳統模式。另一位觀眾分享自己的父親雖是家中收入較高的人，也會試著分擔部分家務。但每逢衝突，他仍會因自己「已經做了不少」而感到委屈，甚至轉而控訴家庭沒有看見自己的努力。
李佩雯將這種不平衡感放回性別腳本的變遷來理解。過去的腳本要求父親在外賺錢，也默許男性回家後享受父權紅利，新的期待卻要求男性同時負擔經濟責任與家務勞動。當舊有權利仍被視為理所當然，新的責任又加上來，部分男性便可能感到自己「兩邊都要做」。然而，腳本不會自行消失，家庭分工若要改變，仍需要把責任、資源與期待攤開來協商，而非只靠個人的體貼或忍耐。
「直男約會」與肩並肩的友誼
接著，李佩雯分享某一期《紐約時報》曾提及「直男約會」（man date）的現象：兩名異性戀男性若要單獨見面，似乎總得帶上一顆球，或安排某項共同活動。即使聊天，內容也多半圍繞運動、工作或商業發展。彷彿只要兩個男人面對面談感受，彼此的親密便可能引來性傾向的質疑。
他詢問現場男性是否會和同性朋友談心。一位參與者表示，自己很幸運，身邊有一群相對健康、較少展現有毒男子氣概的男性朋友。他自己能直接談論感受，但有些朋友仍較難做到。李佩雯指出，國外研究也發現男性之間的互動頻率往往隨年齡增長而下降。這也促使他好奇，臺灣男性的友誼如何形成，又如何在成長過程中改變。
他將常見的男性友誼概括為「肩並肩的友誼」，並整理出三項特徵。
首先是共同活動。男性常透過打球、玩遊戲或一起做事培養感情，而不是特地坐下來凝視彼此、談論內心。打球到一半「偷渡」一句脆弱，可能比鄭重其事地約一場談心更自然，運動也成為男性少數能夠合理進行肢體接觸的場合。
其次是工具性的互助。男性可能不直接說「我關心你」，而是替朋友處理問題、提供資訊或完成一件具體的事。類似的落差也常出現在親密關係裡：當一方分享困境，另一方立刻提出解法，未必是不在乎，卻可能忽略說話者真正需要的是被理解。李佩雯提供了一個簡單而實用的問法：「你希望我在這件事上為你做什麼？」先確認需求，再決定要陪伴、傾聽，還是一起解決問題。
第三是間接表達困擾。玩笑、嘲諷與「講幹話」經常成為男性帶過嚴重問題、遮掩脆弱的方式。這種互動有時確實能帶來安慰或維持尊嚴，有時卻會造成傷害。關鍵不只在話語表面，而在雙方的關係、對彼此的理解與當下情境。要判斷此刻適合用玩笑接住，還是應該提供更直接的支持，本身就是一種對非語言訊息與關係脈絡的辨讀。
男子氣概並非只有一種樣子
為了理解男性同儕文化的差異，李佩雯簡介了幾種男子氣概概念。「霸權男子氣概」指一個社會最推崇、最能取得正當性與權力的男性樣態，通常與財富、地位、能力、異性戀家庭成就及對局勢的掌控相連。李佩雯以年長世代可能認可黃仁勳為例：有錢、有權、有能力，也擁有看似成功的家庭。這種理想長期以白人、中產、異性戀男性的經驗為核心，並將其他男性排列在不同位置。
「包容男子氣概」則呈現較少恐同、更能接受親密男性友誼與多元性別的樣態，也使所謂的「兄弟情誼」（bromance）有更多表達空間。「雜揉男子氣概」則較為矛盾：男性可能在言語與風格上展現包容，甚至借用少數群體的文化符號，卻不一定願意在家庭分工、公共議題或社會改革中實際行動。表面的友善因此未必等同於權力關係已經改變。
「直男如何練成」：一段從模仿到重新協商的生命歷程
李佩雯接著分享自己的研究。他訪談了十七位十八歲至四十多歲的異性戀男性，招募過程並不容易，甚至有年長受訪者答應後便失去聯絡。他推測，對男性而言，要向一位不熟識的女性研究者揭露自己的生命經驗與脆弱，可能本身就是一道門檻。
儘管個別男性的成長路徑不盡相同，研究仍發現，在不同生命階段中，男性友誼反覆呈現幾項共同特徵。
在中學時期，男孩經常透過模仿同儕學習如何成為「夠陽剛」的男性。反抗校規、追求女生、展現運動能力，都是權力競爭的形式。阿魯巴等肢體遊戲則一方面帶有羞辱與暴力，另一方面又被包裝成「受歡迎的人才會被弄」，成為男性之間少數獲得允許的身體接觸。排斥陰柔氣質、霸凌被視為不夠男性的同學，也能讓參與者藉由劃出界線，證明自己站在「正常男性」的一側。
進入大學後，異性戀規範與男性認同更加緊密。能否交到女友、是否擅長追求女性，可能成為取得男性同儕認可的方式，同性友誼則暫時退到後方。部分男性此時也開始展現對女性與多元性別較友善的態度，但這種轉變有時停留在「雜揉」的層次，尚未真正改變其行動與關係分工。
到了當兵與進入職場的階段，男性關係常在結盟與競爭之間擺盪。友誼可能帶有工具性與功績主義色彩。對方是否符合社會定義的成功，能否提供資源、協助自己向上流動，都可能影響關係如何建立。另一方面，男性承受著必須成功的期待，卻也可能在組織裡遭到排擠或經歷挫敗。當情緒需要出口，喝酒與「酒後吐真言」便成為少數被允許的抒發方式。
而這些受訪男性在結婚之後，回頭看年少時的霸凌與較勁，便開始覺得那些行為沒有意義。有人甚至希望留在家中陪伴孩子成長、從事自由工作。李佩雯也曾在性平相關場合遇過由妻子擔任主要收入來源、丈夫負責照顧家庭的安排。此時，男性可能開始質疑「為什麼一定要由我負責賺錢」，並嘗試投入家務，卻同時承受傳統角色與非傳統選擇之間的拉扯。
不說出口，就不算親密嗎？
然而，若男性把人生重心長期放在求偶、工作與養家，往往已難以維持長期的同性友誼。有些人直到婚後才意識到自己需要朋友，卻不知道該如何開口。李佩雯因此給年輕男性一個直接的建議：不要等到年紀大了，才開始找朋友。
李佩雯也以自己的家庭為例：他的父親幾乎沒有朋友，遇到事情多半只向母親抱怨。有話想對孩子說，有時還得由母親轉達，也不太會直接表達關心。他在哥哥身上也看到類似的模式。在許多男性群體裡，吹噓成就比坦承脆弱容易。當男性缺少其他情感支持，他們的伴侶便可能成為唯一的出口，也因此承受極大的情緒照顧壓力。
不過，李佩雯沒有因此把女性常見的「談心」模式當作唯一的互動標準。在演講後半段，他邀請觀眾分組討論三個問題：
- 一定要把愛說出口才算親密嗎？
- 我們是否無意間把「女性友誼」常見的溝通方式，強加在男性的溝通實踐上？
- 要如何創造一個讓男人能安全表露脆弱、不必擔心被質疑「不夠男性」的環境？
一方面，男性以共同行動、實際幫忙和零碎時刻表達情感，不應因為不符合「面對面談心」的形式便被判定為缺乏親密。另一方面，尊重既有的男性溝通方式，也不能成為拒絕學習、逃避回應他人需求的理由。真正能夠拓展的策略，也許不是建立新標準的同時捨棄另一套，而是讓男性（以及所有人）擁有更多可以選擇的情感語言。
從「個性問題」重新看見結構
現場討論相當熱烈，有多位觀眾紛紛舉手分享他們對於男性情感教育的觀點，討論主題也進一步把問題帶回教育與社會環境。
例如在談到異性互動時，李佩雯舉出「直男行為研究社」分享過的案例：一名男性與女性約會一、兩次，便表示想以結婚為前提交往。女方認為進展太快而婉拒，他卻稱呼對方「大齡女子」。李佩雯認為，這可能反映男性在被拒絕、感到沒面子時，缺乏承接挫折的方法。如果求學階段沒有學會把對方當作完整的人，便也難以理解如何提出邀請、尊重他人的決定，並在遭到拒絕後不以貶抑對方挽回自尊。
有觀眾認為，許多男孩即使兒時曾被認為心思細膩，但到了國小高年級，周遭環境好像會逐步「關閉」了他們的情感能力，往後也可能出現一大段空洞期。對早已離開那個階段的男性而言，要填補那一段空白是相當掙扎的事情。當他們嘗試與女性溝通時，表現可能仍然笨拙，甚至已經用盡當下有限的能力。理解這份笨拙如何形成，並不表示其它人有義務成為男性練習互動的對象，或承擔練習過程造成的傷害。它反而說明，男性的情感教育不能再被推遲到親密關係裡，並期待由伴侶來替他補課。
也有觀眾認為，會不會其實更多的還是個性問題，而不是性別。李佩雯表示個體當然各有不同，但如果相似的情感限制、競爭方式與挫折反應，反覆出現在不同世代與場域的男性身上，我們便很難只以個性來說明一切。而且討論結構並不會否定個人的責任和能動性，反而能讓我們看見哪些行為受被鼓勵、哪些表達會受到嘲笑，以及一個人必須付出什麼代價，才能活成不同樣子。
正因為「男人應該如何」的想法深深影響我們，我們更需要學會辨認它如何塑造每個人的選擇。而辨認性別的目的，是鬆開那套關於「真男人」的標準，讓人能夠在不必證明自己夠不夠男性的情況下，學習表達、接受他人的拒絕、照顧別人的同時也學會向別人求助。
情感不是天性，溝通可以練習
家庭與學校因此都是重要的情感教育場所。課堂不只傳遞知識，也可以讓學生練習說明自己的想法、辨認感受、接住別人的回應。李佩雯以自己的教學經驗強調：溝通絕對可以訓練。男性不必等到酒後、球場上的片刻或婚後的危機，才允許自己尋求支持。
要達成改變，需要所有人重新檢視自己對男性的期待。李佩雯曾提醒學生，不要一方面要求男性尊重女性，另一方面又把付錢、主動送禮或扛起全部責任視為「有肩膀」與「像個男人」的證明。如果男性不付錢便被說「不是男人」，那麼我們仍在用傳統男子氣概衡量男性，卻同時要求他們符合新的性平規範。不能一面要求男性尊重他人，一面拒絕尊重男性作為人的需要與界線。
成為一個可靠、體貼、懂得理解別人的「人」
演講最後，線上觀眾問：「要怎麼成為一個可靠、體貼、懂對方的男人？」李佩雯把問題中的性別拿掉：學習成為一個可靠、體貼、懂得理解別人的「人」。另一個問題問：「男孩什麼時候才能成長為男人？」他同樣回答，我們所期待的關係，應該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而不是男人與某一類人的關係。
回到開場的腕力比賽，男性為何在尚未比賽以前，便如此確信自己理應獲勝？男性能否在輸掉之後，不急著找回受損的男性尊嚴，而是允許自己輸了也沒關係。當一個人不再需要透過勝過女性、壓抑脆弱或貶抑他人來證明自己，他失去的或許只是一套狹窄的性別腳本，得到的卻可能是更完整的關係與感受能力，以及成為一個人的更多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