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要制定《反歧視法》？歧視的定義為何？草案有規範歧視言論嗎？｜TGEEA 聊法律

林祐緯（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實習生）／整理撰寫

在台灣的各項現行法¹如《性別平等教育法》、《性別平等工作法》、《性騷擾防治法》、《教育基本法》、《就業服務法》、《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及《人民團體法》等。中，本來就有針對「歧視」的相關規範，有些人可能會疑惑：難道這些法律還不足以保障平等嗎？

近期某位藝人在宣傳電影時，遇到粉絲想與他比愛心手勢，卻回應道：「我不比娘炮的動作」；今年初，在某脫口秀節目中，一位來賓評論身障人士參選時表示：「殘疾人士推上去、很煽情」；去年，有學生在校園內張貼了「火冒 4.05 丈」的布條，以此嘲諷原住民的升學制度。

為什麼要制定《反歧視法》？

前述的行為都可能對所屬群體中的個體造成傷害，但現行法律卻未能有效規範或遏止這類行為。其中一個原因在於，儘管現行法中包含了許多禁止歧視的規範，但其定義及範圍並不統一或過於模糊，使得在實踐中可能出現無法判定的情況，造成受規範的人民無所適從。

此外，現行法規範主要屬於「行政法」，其衍生的罰則多屬於「行政罰」，而普遍缺乏了民事法上的請求權基礎，即便被認定為歧視，仍難以填補受害人在私人間因歧視行為所受的損害。舉例來說，《就業服務法》規定「雇主對求職人不得以種族、性別、性傾向、婚姻、身心障礙等身分為由，予以歧視。」若雇主違反本條規定，主管機關可以依法裁罰，但是被歧視者卻無法獲得實質賠償。

為了回應現行法的不足，早在 2013 年《兩公約》首次國家審查時，國際審查委員會便在結論性意見中建議，台灣政府應制定涵蓋所有性別平等領域的綜合性法規；而在 2016 年的第二次國家審查中，更是明確指出應建立綜合性的反歧視法。由此可知，制定《反歧視法》有其必要性與重要性。

《反歧視法》草案如何界定「歧視」？

過去，在處理平等與不歧視的議題時，多關注於「直接歧視」，即是否存在故意製造「差別待遇」的情況，而這種差異是基於當事人的某項特質。例如，原住民無法在身分證上使用本名（族名）、身心障礙者未獲得同工同酬的待遇、同性婚姻在法律上被稱為「第二條關係」（釋字 748 施行法）等。

除了「直接歧視」外，近年來人們逐漸意識到，即便沒有刻意製造差別待遇的情況，也可能產生出相似的結果。例如，《原住民身分法》要求身分綁定姓氏，導致原住民母親較難傳承其身分；未提供低底盤公車，造成身心障礙者乘車困難（未提供合理調整）；民法第 1059 條規定子女姓氏由父母共同決定，但實際上從母姓者極少。

然而，現行法僅使用「禁止歧視」或「禁止差別待遇」等用詞，無法涵蓋前述多樣的處境與狀態。因此，《反歧視法》明確定義了「歧視」一詞，並將其分為以下兩類：

草案中雖然以「差別待遇」說明「歧視」的內涵，但若差別待遇是為了「加速實現平等」而採取的特別措施，則不屬於歧視的範疇。例如，（現今）作為轉型正義一部分的原住民加分制度、推動女性參政的保障名額、確保身心障礙者工作權的保障名額等。

此外，本次草案也將「騷擾」和「報復」的概念納入其中，原因在於這些行為可能對禁止歧視群體的身心造成長期的不利影響，並損害其應受平等對待和尊重的地位。例如，持續發表原住民刻板印象的言論，儘管未有差別待遇之效果，但已造成不友善的工作環境，這就會被視為騷擾；又如因遭受下屬投訴歧視或騷擾而對其進行不利處分，則會被視為報復。因此，這些行為被視為具有與歧視相似的效果，並被列為禁止的行為之一。

「平等」與「不歧視」的差異為何？

《反歧視法》草案第一條，除明確宣示其立法目的為「保障人民不受歧視」外，更提到要「促進實質平等，建立友善與尊重差異之社會」。這也就意味著，僅僅保障人民不受歧視是不夠的，更重要的是要使各群體在社會中實現「實質平等」的地位或效果。然而，「平等」與「不歧視」究竟差在哪裡呢？

一般來說，歧視是平等的對立面，但不平等並不完全等同於歧視。在探討相關議題時，我們可以將不平等分為「刻板印象」、「偏見」與「歧視」：

由此可見，刻板印象和偏見主要屬於個人的「內在思想」，相關規範通常會涉及積極作為的義務，也就是如何翻轉或引導人們的想法。歧視則涉及實際的「行為」，可能會對他人造成實質傷害，因此大多數立法皆著重於如何禁止或限制。

現行的《反歧視法》草案有規範「歧視言論」嗎？

延續前文所提及，「歧視」主要涉及實際的「行為」。現行草案於「私人間」歧視行為之樣態中，也僅針對差別待遇的「行為」進行規範，且限定於特定場域及義務人。例如：禁止在提供大眾交易之商品時進行差別待遇，或在職場升遷時進行差別待遇等。

對於私人間涉及「歧視言論」之部分，草案尚未正面處理，僅於特定場域中之「騷擾」部分有相關之規範。

雖然草案有針對「騷擾」言論進行規範，但依據目前的定義，仍可能導致當事人無法獲得適當救濟的情況。例如「女性就該在家照顧小孩」、「原住民就是靠加分制度」、「身心障礙者就該被照顧」，或其他更為嚴重且具有攻擊性的言論。雖然這些言論並未針對特定個人，但其內容仍將對其所屬群體造成傷害。

根據目前的草案內容，若發表「我不比娘炮的動作」或「殘疾人士推上去、很煽情」等言論，雖然會造成群體的傷害，但因為言論並非針對特定個人，且不符合草案對騷擾的定義，再加上事件並未發生在大眾交易、職場與校園等場域，因此並無法適用現行的草案規範。

言論自由的界線在哪？

雖然目前的《反歧視法》草案並未正面處理「歧視言論」的相關規範，但仍有許多人擔心自己的言論自由會因為《反歧視法》受到限制。

在回應前述的擔憂之前，或許我們可以先嘗試反思：言論自由真的不應受到任何限制嗎？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CCPR）第 19 條第 3 項明確規定，在「尊重他人權利或名譽，保障國家安全、公共秩序、公共衛生或風化」的情況下，可以透過法律限制表意自由。此外，大法官在釋字 509 號中也指出「法律尚非不得對言論自由依其傳播方式為合理之限制」。

從日常生活中的人際互動角度來看，我們的社會並不會完全容忍故意傷害他人的言語或行為，例如：詐欺、羞辱或毆打等行為。當然，傷害他人的言論也有程度之分，目前法律僅懲罰較為嚴重的情形，如刑法中的詐欺、誹謗或公然侮辱，《兒少性剝削條例》中的兒童色情，以及「性平三法」中的性騷擾。

總之，雖然個人擁有言論與表意的自由，但這並不意味著在實踐中無法或不應受到限制，尤其當限制有非常強烈的目的或必要性時，更是如此。

那麼，限制歧視言論或行為的目的是什麼呢？其最重要的目的是防止對整個特定群體的「貶低」，因為只要某人是該群體的一員，就可能被貼上標籤，遭受仇視，從而不利於該群體或個人在社會中的生存。雖然有人主張「真理越辯越明」，歧視的情形終將消失殆盡。但實際上，任由歧視言論公開談論或傳播，已經對該群體造成實質侵害，也就沒有「真理」可供辯駁或討論。

法律的制定本身也有樹立價值的意涵。透過法律規範歧視言論或行為，當然無法立即消除社會上的歧視，但可以為社會提供一種規範，逐漸引導社會走向更平等的道路。例如，傳統社會中，人們普遍認為子女應從父姓，但法律已改為應由雙方共同決定，隨著時間推移，社會的觀念也逐漸改變；再如，同性婚姻在 2018 年公投時受挫，但在《釋字 748 施行法》通過後，反對方的擔憂也逐漸減少。

《反歧視法》正是因為看到了特定群體的處境或需求，旨在反轉或處理其困境。因此，該法具有強烈的目的性，即扭轉特定群體在社會上的不利處境。而為使他們在社會中能夠平等生存，其必要性也顯而易見。

總結本篇文章的五大重點

1. 制定反歧視法的背景之一，是為了回應現行法的不足，包括：針對歧視的定義較為模糊、禁止歧視的範圍不夠廣泛，以及缺乏民事法上的請求權基礎。

2.《反歧視法》草案保障範圍包含：直接歧視、間接歧視、騷擾、報復等行為。

3.「不平等」可分為刻板印象、偏見、歧視等概念。前兩者主要屬於個人的「內在思想」，後者則涉及實際的「行為」。

4.現行的《反歧視法》草案僅針對差別待遇的「行為」進行規範，並未涵蓋「言論」，且僅限定於特定場域（大眾交易、校園、職場）及相關義務人。

5.制定《反歧視法》是因為看到了特定群體的處境或需求，旨在反轉或處理其困境，使他們在社會中能夠平等生存。

註腳

• 1
  如《性別平等教育法》、《性別平等工作法》、《性騷擾防治法》、《教育基本法》、《就業服務法》、《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及《人民團體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