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黃嘉韻
看了雅淳的文章，痛哭一場後，覺得還是來做一件比較正面的事。談談為什麼性平教育很重要，為什麼我覺得《性別平等教育法》是一部救人的法律。你知道一部法律的誕生，是無數受害個案堆積而來…
在 2001 年俊志拍攝完反性騷擾紀錄片《玫瑰的戰爭》後，我成為四個個案之一，雖然我覺得已經貢獻出我生命的故事，可以開始新的人生了，但我還是想把自己躲藏起來，即使後來進入婦運圈工作，但能躲就躲，能不公開就不公開。除非我覺得分享經歷是 Z > B，或是演講場合的對象太不認真，才會用 come out 的方式出現。
當我在 NGO 接觸到許多性騷擾個案時，我發覺更不想再談這段經歷。因為我發覺自己比大多數的性騷擾被害人來得幸運，騷擾我的人是60歲的男教授，而我是一個女學生，是很明顯的權力關係不對等；我就讀的是一間好學校，成績也排得上前段；19 歲前僅交過 2 個男朋友，沒有複雜的男女關係，而且事件發生的「第一次」，我就開始進行漫長的申訴，那是因為我很清楚什麼是好的，什麼是不舒服的身體接觸。
但作為一個可能是完美的被害人，還是要承受非常巨大的痛苦。
申訴的過程中經歷層層關卡，我曾試著和班導師、系主任、科教官、輔導老師、輔導主任、學務長、副校長、校長，甚至是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進行申訴（當時校內申評會很盡力做出校方處理有缺失的決議），但大家都說沒有證據，要我大事化小、小事化無，還得承受不斷有人拿要告班上同學、家長來威脅我撤銷申訴。當時的我沒有法律的知識，長時間活在恐懼當中，深怕自己一時的衝動，會連累的家人和朋友。
其實事發之後，我有立即告知父母，但我的父母就如同一般傳統家庭父母，先是詢問我當時的穿著與對話，問我是不是做出令人誤會的舉動。
我能懂父母的無助，但我的世界開始崩裂，感到孤獨。
經歷過校內申訴無結果，我選擇了對外求援後，婦女團體幫我開了一場公聽會，迫使教育部成立了五人調查小組進入學校調查。然而，調查結束2個月後，教育部的調查報告卻遲遲不公佈。
當時陪伴我的男友，就在事發的半年後跟我分手。過程中他由一開始的憤怒轉為不諒解，他質疑我為何在事發後，不能選擇遺忘，仍要繼續窮追猛打。就在同意分手後，我才知道事發後的第三個月，他就已經有了其他的對象。
這一次我覺得我的靈魂和身體解離，做了一件讓自己很後悔、不敢說的事，而這個決定就是很常見的被害者會做的事。
我一直很討厭當時懦弱無助的自己，拒絕回想起過程發生中的一切一切，即使後來這個的故事成為正面的性平教育教材，但每次演講我感覺說的並不是自己的經歷，或許有一部份的自己，早在19歲那一年已經死了。
往後的日子，我在報恩與復仇中渡過，為逝去生命報復，為幫助我過我的人報恩，陪伴我的是長期的憂鬱症和睡眠障礙，日復一日直到精疲力竭。
但讓我感到欣慰的是 2004 年《性別平等教育法》通過後，性平事件有單一申訴窗口，不僅是被害人可以啟動調查，第三人也可以檢舉，校方也負有保密義務，而調查時間最長是 4 個月。
生命或多或少都會遇到磨難，但我們總期待這些磨難不要再出現下一個人。我不是第一個校園性平案件被害人，也不可能是最後一個，但真心希望校園的性平教育能被重視，能減輕更多人的傷痛。
《性別平等教育法》重不重要，她/他非常重要。
（原文發布於作者臉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