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姿穎（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實習生）／撰寫
在我成長的環境，大家常說，台灣是個性別平等的國家。
在我修讀的科系裡，社會是個少被提及抽象概念。
作為一個曾經生長在保守的家庭，社運小白的學生，2024 年到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實習，是我開啟性別之眼，發展性別意識，乃致日後成為性別所學生很重要的一年。
在實習的過程，我體驗到組織作為一個資源連結與意識覺醒的場域，提供了我看見社會複雜性的環境，理解倡議形式的多樣性，以及發展個人行動的可能性。
從教材到公共參與，認識倡議的不同路徑
在實習的期間，我先接觸到的是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的起源。2002 年，發生玫瑰少年葉永鋕事件，引起社會對於教育現場性別議題的關注。而協會在 2004 年促成〈性別平等教育法〉的通過後，持續進行政策倡議、辦理演講、國際交流活動以及研發教材;在實習過程，我觀看協會對於教科書檢視的報告，時至今日，有關性別的教育內容，仍然存在保守的觀念以及性別刻版印象，傳遞不符合科學觀念的性知識與情感教育內容，協會也因此而開發千德爾教學資源網，提供有助教學的材料跟資源。
接著，作為協會核心的推動內容，閱讀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國際性教育技術指導綱要》，發現其中提到性教育的核心內容，有異於我們過往只認為的關乎於「性」，而是包含廣泛的關係、安全、價值觀以及健康議題，並且將獲得性教育視為一項基本的權利。
在政策的倡議上，協會調查了教師在教學現場面臨到的性教育的困難，進行教科書檢視，並會在各項公約審查、法案公聽會與立委座談等場合對於政策制度的推動提供意見，在實習期間我參與〈反歧視法〉草案的公聽會、進行國際交流，也參訪了各種倡議單位，了解不同組織的議題性質與相異的倡議方案，例如勞工陣線、廢死聯盟、司改會與同志諮詢熱線，都有不同的倡議方法和核心概念。這些組織的目標中，有一個共同的關注就是平等和消除權力差異，而這些差異總不僅僅源自於個體特殊性，而是由制度以及整體的結構機制所致。而要挑戰制度與結構，所需要的是每天的個人生活當中微小的行動，要期望政策能夠涵容更多人的聲音，就必須讓身旁的人先看見他人和理解差異。
倡議，也發生在日常生活裡
在實習期間參與性平星期六的講座，我學到了交織性的重要性，每個組織的議題，絕都不是獨立存在，而這些交織性所造就的相異處境，正是我們理解他人的縫隙。
在實習的過程中，我學到的最大的收穫是倡議方法的多元性，協會開發桌遊、教學資源網及手冊、YouTube平台上的各式教學影片，也會辦理活動，邀請藝術家、倡議者、精神科醫生等各界人士到 podcast 分享不同專業領域的性別議題，在辦理的夏令營中，透過手作衛生棉、各種小物製作的題材，把性別融入教育與教學，用平等的方式和孩子討論性別與性平議題，定期辦理的活動，則是藉由繪本和讀書會，或是專家演講讓大眾能接觸性別，提供交流和對話的場合。
在實習的歷程中，我接觸了很多性別議題的資訊，開啟了我對性別的認知，其中對我來說最珍貴的，是這個場域提供了我大量的學習資源，以及討論空間，在撰寫〈反歧視法〉相關宣傳文的過程，或者很多日常生活的情境，能夠與資深的倡議行動夥伴有深刻的對話，觸發我更多思考，在實習的過程中我發現自己對於日常生活習慣中也有一些些改變，例如在同事的推薦下嘗試使用棉條與碟片，克服對於置入型生理用品的恐懼。
對於過往認為倡議只是到街上抗議的我來說，這些微不足道的生活小事，漸漸改變身旁的人，成為開啟一場場對話的契機，讓我明白倡議不是一定要透過某種方法，而是光對自己的生活有一些覺察後再做出抉擇，對自己的行為更有意識，就是一種倡議方式，這也再再印證了女性主義所說的「個人即是政治」，性別無處不在，甚至改變我對於未來生涯發展的想像。
不論是在個人的生活還是倡議的組織，所有的行動都是倡議的一部分，而組織提供我們良好的視角和框架，理解現今生活各種行為的社會意義，而至於要如何行動，則可以是下一步的決策。
在一次次對話中，累積改變的可能
兩年後，帶著進入性別所一年後的累積與學習，重新進入曾經實習過的場域，除了實習-工讀身分的轉變，既有的經驗也讓我更快能了解不同工作內容的定位，並有機會承擔較多內容產出，思考如何更有效地傳達組織的價值。
比起日前吸收體驗的心，這次實質參與的工作內容更加多元，從純文字的書寫，到研究的分析、參與展覽的布置、導覽、課程的培訓，讓我更有機會從實務現場的互動中觀察到大眾對於性別平等教育議題的認識，從而思考作為研究生的身分，回歸到學術內容，該如何與實務現場的需求互相呼應，藉此檢視自己近一年來的長進。
然而，過程當中最困難的也正是如何在學術思維以及實務思維之間轉換。過去的我習慣以較理論、分析的方式理解現象，但 NGO 工作需要考量受眾、溝通效果與實際需求，也考驗著如何將學術性質的發現轉譯成大眾語言的能力。
而這也使我意識到，性別意識只是進入這份工作的起點，溝通、成果展現、臨場反應和表達的能力才是 NGO 倡議的專業，而這些過程讓我慢慢理解，組織的倡議，是緩慢的，生命的對話，是緩慢的，因此性別平等教育的工作必須是長時間的累積；想法的轉換和觀念的變遷，也必須在一次次的對話中進行。
回顧兩年前我以當時還未完全開展的視野，平鋪直述的言語，描繪我在實習過程之間見證到的一些淺見：在實習的過程裡，體驗到組織作為一個資源連結與意識覺醒的場域，提供我看見社會複雜性的環境、理解倡議形式的多樣性，以及發展個人行動的可能性。
兩年後，我再次回到這裡，停下來思考這些可能性該如何被延續，而這也正是女性主義與性別研究再再關心的議題。
如今，以我研究生的身分，僅以此作為和過去的身分的道別、走上一條倡議平等之路的宣言，並希望能以此作和曾經的我一樣，依然相信台灣性別平等的人展開對話的橋樑，期許自己日後能用更高的專業，持續理解並實踐性別平等教育推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