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妍霏（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實習生）／撰寫
七月十三日下午，我以實習生的身分，參與了CEDAW國家報告國際審查會議，針對第一至九條的NGO場次。作為一個在香港大學讀法律與政治雙學位的學生，我一直對性別議題在政治層面上的推進特別感興趣，因此也很感謝協會在這次國際公約審查中，帶領我們見識了台灣政治體制下NGO的問責機制，以及審查大會的運作模式，讓我受益匪淺。
政府未解決的問題：性別變更門檻與司法保護落差
大會的議程安排，是先由政府機關代表對國際審查委員先前提出的問題做出回應，再由NGO代表就這些回應提出補充意見，其中有不少讓我印象深刻的內容。例如，在對政府回應的質疑上，有NGO代表提出，性別變更在台灣面臨過度要求的問題依然沒有得到解決，政府完全沒有回應是否應更改必須摘除性器官及提供精神診斷證明等嚴苛要求。目前司法層面已累積十個判決，肯定當事人可以在不需再手術的情況下變更性別，但內政部依然要求戶政機關在缺乏證明文件的情況下拒絕受理變更申請。
同時，在司法實踐上，對女性的保護也被質疑沒有真正落到實處。例如，CEDAW訓練是否有真正融入司法判決之中仍然是未知數。將CEDAW中的一般性意見在判決中被參考引用，本應是讓這份保護婦女權益的公約真正落實、保護受害者的重要一步，但就目前的司法判決看來，法官並不會利用這些一般性意見或相關法條做出有意義的論述。在政府的作用上，機關間的獨立性與相互監督也再度被強調
看不見的群體：身心障礙女性、移工子女與同婚家庭的處境
這些種種，讓這樣的質詢機制在我眼裡十分必要。即使有人會質疑它過度重視形式、缺乏效率，但它的存在本身，就已經讓社會上各種被忽視的聲音有了被聽見的機會，讓國際審查委員在聽完政府的發言之後，還能從另一個角度了解到這些政策是否真的落到實處，又有哪些聲音被忽略掉了。其中讓我印象特別深刻的，是一個關注身心障礙女性權益的組織的發言，提到目前的政策忽視了交織性歧視的問題，包括特定階層的婦女、原住民女性、身心障礙女性、同婚子女等相關議題。這些身分疊加起來之後，他們所面對的處境通常比單一身分的處境更加困難，也更容易被忽略。
其中提到包括失聯移工的子女，如果在國籍上無法得到承認，便無法在國中教育結束之後繼續接受教育；而同婚家庭的子女如果需要在國外進行人工生殖，回國之後便會面臨收養與國籍承認的難題，因為並非所有國家都允許小孩在成年之前放棄自己的國籍，收養申請也常常因為無法提供相關文件而遭到駁回。移民署的政策是否對這些人群提供了充分的保護，是我在這之前從未關注過的社會的另一面。如果沒有這樣的大會形式，這種如此少數群體的意見如何被公眾知曉都是一件困難的事情。
旁聽後的反思
總而言之，這是我第一次這麼近距離地看到一場國際人權公約的審查如何在實務中運作，也是我第一次意識到，政府的一份書面回應和NGO在現場提出的追問之間，可以有這麼大的落差。短短一個下午的旁聽，讓我對性別平等議題在政治上的推進有了更具體的方向，也很期待能繼續跟著協會學習！
